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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想中的大学??新华社记者专访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来源:    发布时间:2013-10-25 14:58:07

 

我梦想中的大学
——新华社记者专访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是非不断、争议颇多,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面世、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之际,新华社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杨玉良,中科院院士,中国第一代高分子学博士,一个有着诗人气质的科学家,他梦想中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在这份《纲要》中,能够寻找到他的梦想吗?

少些功利色彩 多些世界胸怀

记者:在您看到这份《纲要》的时候,什么地方让您眼睛一亮?什么地方又让您心存遗憾?

杨玉良:总体上来讲,这个规划非常“重”。中国发展到今天,整个国家发展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对世界和人类的未来担负着越来越大的责任,教育科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这是一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纲要,必定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纲要》的一大亮点是国家明确提出教育经费尽早达到4%,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这给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讲,传递了很好的信息,同时也给教育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纲要》的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纲要》中对于当前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家、国民对教育的期望,表现得非常坦诚。教育确实存在问题,现在把问题摊开来,进行全民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认为,在《纲要》中还需要补充修正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前瞻性。当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我们应该要想到,十年、二十年之后,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所占的份额将会进一步提高。到那时,中国的事就是全球的事,我们必须在国际上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来处理国际的重大事务。在这个前提下,教育怎么做?我们现在培养的人,十年、二十年之后是社会中坚力量,他们到那时能否担负起与我们国家的地位相符责任?他们应该能够理解和包容人类的不同文化,能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很好地对话和交流,并且有能力为国家参与国际各种重大事务。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培养的人能否为构建设一个和谐的未来世界而努力?这类问题,在纲要里表述得不够充分。我想,一个中国的中长期教育规划,目光不能仅仅面对国内,应该放在全球范围来看,要从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在全球扮演的角色来看,教育必须与此相适应,教育必须有一定的超前性。

其二,对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和理念方面的阐述也需要加强。我们不能把教育仅仅看作是实现某种近期或局部目标的工具,过分的功利化和工具化地看待教育容易引发新的浮躁。我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包括:一是教育必须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吸收世界上所有的先进文化,以及新文化的创造;二是开启心智,培育精神,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使教育真正成为“养成人格之事业”,这是根本目的。只有对这个根本目的和理念有了清晰的阐述,然后再具体到学科或教育体系的某个部分,具体到阶段性目标,才不至于在执行中被曲解。《纲要》的教育思想和育人理念必将影响一个时代,但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时代。

数量与质量并非一对矛盾

记者:这次《规划纲要》对高等教育首先强调质量的提高,同时,《纲要》又提出大幅提高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预测算,届时中国拥有大学学历的人要达到2亿。以前引起过很大争议的大学扩招还会继续下去,质与量的关系甚至矛盾如何协调好?

杨玉良:我认为,扩招和提高质量是不矛盾的,量和质并不一定矛盾。当然,这和不同类型的院校在各自层面上把好质量、办出特色有关。如果每所大学在自己特色、层面和类型都做到一流,那么量和质就得到统一了。

中国的大学教育应有两个质量观,一个是宏观的,指高等教育的整体架构的合理性;一个是微观的,指单体的质量。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首先是各级各类大学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这个结构必须与国家当前和未来的需要相符合。如果所有的大学放弃自身特色,都一窝蜂地升等、升级,都去争创所谓的“研究型大学”,宏观意义上的质量就不高。千校一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灾难,整个国家教育架构不能混乱。

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这次《纲要》明确提出,我们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的架构,避免同质化。尽管表述还不够清晰和具体,但我们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需要各种类型的大学,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定位和任务。对不同类型的院校,要有不同的质量评价标准,要在这个学校的功能定位上来考虑它。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统一”的评价标准都有其荒唐之处。这是大学教育的特殊性,世界上所有的一流大学都有其独特的一面。

《纲要》中提出2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我相信专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并不是要盲目扩招。近年来,有些人认为大学教育质量有下降,并将其归咎于扩招。这种观点不全面。首先,大学教育的质量是否在下降?在哪方面下降,哪方面有所提高?这都缺乏客观的分析和比较。我同意“高等教育的质量还未能达到国家、人民的期望和要求”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即便高等教育的质量在某些方面有所下降,其原因也很复杂,在扩招的同时,国家的投入没有及时跟上至少也是因素之一。从总体上看,扩招对提高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平是有贡献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还远远不够。

完善大学章程 防范高校腐败

记者:近年来,不少高校不时发生各类腐败案件,甚至个别高校领导也锒铛入狱,严重影响了大学的声誉,您觉得这份《纲要》,能够有效防范高校腐败吗?
杨玉良:这次《纲要》提出大学要有办学自主权。这是非常重要的,自主权来源于非常规范的自主约束和规范。《纲要》也提到要建立大学章程。大学章程是提高大学自主权的保障,也是大学的自主约束和规范,严格按照章程来做,就会规避很多不良现象。在目前体制下,根据我们的国情,应该可以制订出合理的大学章程来自主规范大学的各项活动。

我任校长以来一直强调的是大学精神和大学的使命,这是大学需要坚守的。我们曾经常常提“让大学教师走出‘象牙塔’”。我要问的是,我们是否曾经有过 “象牙塔”?如果没有“象牙塔”,又如何走出?出了“象牙塔”,往何处去是问题的关键。我一直认为,大学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在复旦大学,我们强调要在教师中重塑复旦精神,激发大家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不能让我们的教师和干部流于世俗和功利,这也是防范大学腐败的关键。只有坚守大学的使命,才能让社会看到大学的崇高性和纯洁性。

守住大学精神,不是不提供社会服务。我想强调的是,大学应该在深入的学理研究的基础上,为国家和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为未来指出合适的路。反之,若无深入的学理研究,大学对社会的服务能力会衰弱,就会不具可持续性。我认为,今后中国的大学在服务社会方面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大学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记者:《纲要》中提出“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引起很大关注,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您如何看待?

杨玉良:“大学行政化”这个提法,我个人对此不是十分赞成,因为“行政化”的概念有些含糊。如果“行政化”指的是行政对学术的干预,那么还不如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加以区分和界定。如果“行政化”指的是大学里的官僚化倾向,那么我们应该更加鲜明地提出来并加以反对。

我不赞成高校存在行政级别,但它和“行政化”不是一回事情。高校行政级别的真正弊端在于,它为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过度干预高校办学自主权提供了依据,它也为大学内部管理的官僚化倾向提供了温床。

我赞成大学里干部的任用应该消除行政级别的影响。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合适的,就可以到合适的岗位去,包括大学校长的任用。既然校领导有行政级别,那么各级都会推演下去,就会出现诸如“教授对应于什么行政级别”的荒唐命题。高校内部要消除行政级别,首先要取消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并在学校各级干部的任用方法与过程方面都要符合大学作为学术和教育机构的特质,要坚决摈弃政府机关干部任用的习惯做法。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西方大学的翻版

记者:《纲要》中明确要“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根据一份国际著名的大学排名,中国只有两所大学排进了100名,而复旦在100多名,您的压力大吗?

杨玉良: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在各类国际大学排行榜中的一流大学。所谓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真实情况很复杂,若跟着这些排行榜走,就会把中国高等教育引向歧途。我的观点是:大学排行榜有悖于大学的使命和精神,它会导致大学失去自我、失去民族性。盲目地按照这些排行榜的指标去建设大学,必将会导致高校在国际范围的“千校一面”。对于某些“可计量”的所谓“指标”,大学排行榜至多只是一些可供参考的统计数据的列表。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肯定与世界其他一流大学不一样,她一定带有浓厚的我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特质。纵览世界的著名大学,日本的、美国的、欧洲的,都不一样,都是这些国家各自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产物。

什么才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她必须体现中国的特色和文化内涵,同时她必定对全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有重大的影响。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当然要学习西方著名大学,密切关注他们的发展。但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是西方的翻版。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老一辈教育家就在思考如何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理念融入现代教育,我们不该妄自菲薄,中国的优秀传统和西方思想的精华相结合,才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质。

按照《纲要》探索,相信在不远将来,中国能够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但绝不是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由世界的排行榜排出来的,而是看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看在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攸关的大事件中所发挥历史性作用,还要看对人类发展所发挥重要作用。其实,大学对民族和国家的作用,西方很多大学不见得比中国做得好。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衡量标准之一,应该看她培养的人才,10到20年以后能否与中国的地位相称,能否在各自行业中的各国际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未来和谐世界的构建,能否为全人类的科技、文化的进步发挥重要作用。

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但照亮此岸的路

记者: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大,而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比如住房等过高的生活成本,让很多年轻人不堪重负,非常迷茫。今天的大学,理想主义还有多大空间?

杨玉良:从我当复旦大学校长开始,一直强调培养学生的理想主义情怀。我给学生作的第一次讲演,就是关于大学的使命和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我对年轻一代有信心。虽然他们有很多迷茫,但他们在很多场合,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感。因此,大学必须坚守自己的使命:首先,教育不仅仅是工具,教育的根本理念是塑造人。尤其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之下,物质欲望甚嚣尘上,全世界大学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国际上某些老牌大学还是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他们貌似保守,但实际上是坚守,他们守住的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他们尽可能地让学生不是带着功利的目的,而是带着理想来学习。在很多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里,学生如果为了功利目的到学校求学,会受到教师和其他同学的鄙视。这就看我们在学校里究竟怎样培养人。复旦大学推行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培养的学生,真正成为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在通识教育中,我们要告诉他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世界优秀文化是什么?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站在全球视野中看待自己的国家?怎样以历史的、中国的立场看世界?

我常说,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但它照亮此岸脚下的路。我们要告诉学生一个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同时,我们要让学生努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远非完美,知道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激发他们为消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为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如果我们没有让学生在理想主义的磨石上磨砺,而只是授予了他们各类知识,那么科学知识、金融知识等知识的“双刃剑”上的具有危害性的那一刃就会肆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教训在于,我们所培养的金融人才能否拒绝华尔街那些高智商金融魔鬼的极度贪婪,从而避免给全人类带来灾难。

记者: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您梦想中的大学与大学校长是什么样的?

杨玉良:大学校长,首先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他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这个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大学,尤其是公办大学,要有更多的责任。公办大学尤其要关注自身的使命。这几年,不少的大学都关注精神回归,浮躁在下降。很多大学都开始强调本科教学,这不仅是重视教学,而是回归大学教育的本质。也有不少学校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办学定位。

认识总是逐步提高的。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界自身,还是社会各界,对当前中国教育的认识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从《纲要》整个行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当大家都能够坦诚地面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无端的指责与埋怨,这样大家会共同想方设法去解决存在的问题。因此,我对未来中国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发展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我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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